这些天，一位东北姑娘怒斥医院号贩子的视频，引发广泛关注。对此，卫计委率先做出了反应，发出了对号贩子要“零容忍”的承诺。随之，有12名号贩子被公安人员抓获。这不止是对这名无助女孩的最好声援，更是对“黄牛”倒号行为的威严宣战！
但“零容忍”不等于“零存在”，要实现这样的承诺，还需要长期的坚持和就诊路径的完善。没有哪个国家公然纵容“黄牛”。可放眼世界，“黄牛”却是一个难以医治的顽疾。大到奥运会、世界杯，小到娱乐明星的演唱会，只要有热度，就会有“黄牛”的影子。
即便如此，在就医挂号的环节中出现“黄牛”，大概也只有我们国家存在了。我们来思考一下，究竟是什么疾病，一定要到北京来瞧，还一定要瞧专家号，还一定要集中那几家人满为患的医院？
举一个不甚恰当的例子，现在我们国家的医疗制度，就如同一个单位，在制度上鼓励所有员工，有问题直接撇开基层干部，去找上级领导。其结果必然是基层干部很难受，上级领导很受伤。
一个国家之所以要设立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就是因为医疗问题有不同的特点，需要不同等级的医疗措施。因此，疾病的诊疗一定要有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这也是现在几乎所有国家的医疗体系都在实施分级诊疗的根本原因。
当有了疾病或者健康疑惑，先在周边的社区医疗机构就诊，个人成本低，动用的医疗资源也简单。社区能解决固然好，解决不了再转诊到上级“大医院”，这时“大医院”的劳动就更有针对性。而现在，绕开社区直接到综合性大医院就诊，实际是对分级诊疗的一次践踏。
其实，老百姓也想“小病上社区”，只是不懂专业的他们，极可能会把自己的每一个健康问题视为大问题，或者把小症状视为大疾病的前兆。这种情况下，“上社区”甚至会引发人们产生耽误病情的担忧。在没有专业引导的基础上，当然是大医院能让人们稍微安心一些。
现在，是时候把“小病上社区”改为“首诊上社区”了。除急诊外，每个居民看病的首诊都应该是社区医疗机构，至于以后是否需要上更好的医院，决定权必须赋予医生，这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
在新近召开的北京“两会”上，分级诊疗再次成为热点问题之一。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没有分级诊疗，就没有规矩的就诊程序，没有规矩的就诊程序，带来的必然是混乱与拥挤。这样的环境下，号贩子不出现，才真的会让人奇怪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