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癌一向被视为“癌中之王”，一是因为肝癌的恶性程度往往比其他癌症高，二是因为肝脏的血管丰富，癌肿很容易穿透或者和血管裹在一起，肝癌手术的难度因此远非其他手术可比，这个医学的“畏难之地”，就是吴健雄的“主场”。
这里没有“换肝”手术的惊艳，没有肝整叶全切的干脆，吴健雄经常做的，是在已经硬化了的肝上，费尽心力地剥离缝补，精雕细琢，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给病人带来最大收益，后者，不仅是吴健雄自己的为医标准，也是他用来衡量医学的尺度。
我选医学院的时候没有犹豫
我出生在福建农村，父亲参加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回来后家里没田地，被安排到一个劳改农场工作，我就是生在农场的一个草棚里，父母都没记住我的准确生日。小时候生病，发烧烧得眼睛都看不清，没钱看病，都是母亲在田头采些草药，慢慢地挺过来。
父亲小时候是童工，不识字，在部队里立功领奖时都不会签自己的名字。他一辈子永远随身带个“四角号码”的字典，就为了随时认字学知识，他去世时，我把那本字典和他一起葬了。他刻苦求学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前进，父亲一生只和我们念叨一件事：要有文化。对穷孩子来说，最怕生病，所以我大学选医学院的时候，没任何犹豫。
我儿子也学医。他出生的时候身体很弱，刚过一岁时因为感染引起了严重的肺炎、心衰、剥脱性皮炎及败血症，住在协和医院救治。当时医生告诉我：没治了，救不过来。我那时在协和医大读临床博士，我就自己治，愣是给救回来了。儿子知道，如果没他老爸当医生，他就没命了，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学了医，现在是协和医科大学的外科研究生。
肝癌手术是普通外科难度最高的
在“普通外科”（腹部外科）里，肝胆胰的手术是最难的。据说日本有个规定，肝胆胰的外科医生，需要培养15年才能成为独立做手术的高技术医师，做胃肠的需要10年，阑尾疝气的需要5年。我们这个研究团队是在2006年开始，设立“中央型肝癌以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攻关项目的，最初，每周有四天，每天我都要做十几个小时的手术，一台手术十几个小时也是常有的。
中国的肝癌发生率很高，因为我国以前是“乙肝大国”，这也是我国癌症治愈率低于美国的原因：美国是前列腺癌、乳腺癌或者甲状腺癌高发，这些癌症本身的恶性程度低，治愈率高，但中国是肝癌、胰腺癌等高发，都是恶性程度高的癌症。来我们这里的，常常又是各地转来的疑难复杂病例，特别是从“乙肝”转成肝癌的，约90%的人已经有肝硬化，肝功能不好，手术条件很差。
“中央型肝癌”代表肝癌治疗最高水平
肝的血管极丰富，有3个血管系统和1个胆道引流系统，彼此间纵横交错，肝脏中央区的三个肝门是重要血管聚集的地方，上面就是心脏，中间只隔着一层横膈膜，那里的血压很高，癌症又是浸润性生长，加上肝脏的静脉壁本身就很薄，手术中血管很容易破，一破，血很难止住，搞不好病人会死在手术台上。即便是手术完成了，如果癌瘤切除不完全，因为血流丰富，手术之后就会复发，所以，对“中央型肝癌”的诊治，代表着一个国家肝癌治疗的最高水平。
因为肝癌的手术需要精雕细琢，为此，之前的国际惯例是在手术的同时，全面地阻断肝脏的血管。“雕”的时间越长，阻断血管造成的肝细胞缺血缺氧时间就越长，本来中国的肝癌病人约90%都有肝硬化，对缺血缺氧的耐受性已经很差，缺血缺氧时间长了，病人就算顺利地下了手术台，也未必能闯过肝功能衰竭这个关。
所以我们针对这个做了创新：肝区域性选择性适时血流阻断。癌症长在哪个区域，就阻断哪个区域，没有肿瘤的区域让它血流照常。同时，术中配合超声解剖器，就像让手术刀长了一双眼睛，把手术野内的情况看得一清二楚，医生能准确地解剖出肿瘤周围重要的血管和胆管，保护重要结构，减免切肝的副损伤。
还有一点是肝脏的门静脉系统。如果整个肝脏的血流阻断，门静脉回流受阻，胃肠道也跟着淤血缺氧，胃肠道组织会水肿，术后胃肠功能恢复受影响，病人会胀肚子，消化道出血、感染的机会也会增多，最后也会影响肝癌的治疗效果，但我们创新的手术方式，门静脉系统术中是保持通畅的。
刚开始，每次手术前的那一夜，我几乎都睡不着 ，不断想着血管的位置，该先处理哪里，哪里出现问题该怎么应急。10年后的现在，我们可以很自信地说，“中央型肝癌”的手术成功率，可以达到100 %！
让国际顶级期刊吃惊的成果
2013年底，我在《World Journal of Surgery》（《世界外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中央型肝癌”手术安全切除新技术的论文，但文章投过去之后，杂志社在原有2位审稿员的基础上，增加至4位，因为他们觉得“中央型肝癌”的手术切除率不可能达到100%。
这种怀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国外的肝癌少发，即便有，肝脏的条件也比中国病人的要好得多，而既往的“中央型肝癌”不仅切除率低，而且手术死亡率也很高。我在给审稿员的回信中，一一解答了他们的疑问，而且将多年来“中央型肝癌”的手术演示录像寄过去，那是我们团队摸爬滚打了6年的成绩。
结果，文章不仅刊登了，我还被聘请为该杂志的编委，首次将“安全切除中央型肝癌”的应用研究成果和理论带向国际。目前，直径小于5厘米的“中央型肝细胞肝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我们已经提高到了75.3%，而且无一例围手术期死亡，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有个75岁的老学者得了肝癌，之前接诊他的医生告诉他：只有3个月生存期。
我经常遇到被下了这样“定论”的病人，这句话比癌症还能压死病人！我非常不理解，这个医生是从哪里得来这个结论的？如果病情危重，指标确凿，换作我，我会对家属认真交代，那是从医学的角度对病人负责。但是，不能用普遍的概率推论每个病人的生存期，个体差异很大，我这里有很多病人，癌症转到肺上、肝上，用中西医协同治疗，仍旧带癌生存很多年。医生下这样的定论，要么是对医学不理解，要么是对病人的整体病情不了解。
这个病人是“中央型肝癌”，而且伴发肝硬化，肿瘤长在第二肝门下腔静脉与肝静脉分叉处，包绕肝右和肝中的静脉根部，紧邻门静脉右支，手术中致命性大出血的风险，多发生在这里，这样的肝癌，以前是肝脏手术的“禁区”，他很信任我们，决定选择手术，那个手术正好是作为国家级继续教育培训班肝癌高难手术的一次全国直播。
我用了30分钟，完成了第一、二、三肝门的精细解剖，在超声的引导下精准定位肿瘤范围及毗邻关系，之后完整地切除了肿瘤，把肝右静脉、肝中静脉及下腔静脉，清晰地呈现在大家眼前，随后缝置银质标记，为术后辅助放疗的准确定位做准备，整台手术用了4个小时，顺利完成，不需要输血，术后第二天进食，肝功能在一周内就恢复至A级……那个手术是2012年8月做的，老人到现在仍是无瘤生存，健康地活着。
治疗癌症要借鉴中医的“整体观”
癌症是全身性疾病的局部表现，所以治疗癌症要有整体观念。我比较崇尚中医，因为它是整体观、辨证论治和个体化治疗的典型代表，现在西医治疗癌症的新疗法，比如基因、免疫疗法，也是整体观。
2013年5月，我与吴孟超院士作为西医方的执行主席，与中医学家张伯礼院士共同主持了科学界的权威会议“香山科学会议”，那次会议的中心是在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中，用中医辅助，提高治愈率。我们这里的病人，用中西医协同治疗已经是常规了。
说到中医，人们总是等到手术、放化疗都没办法的时候，才想起中医，这个时候就太晚了，不只是中医，即便是西医，也会无效。中医应该早介入，应该和西医手术、化疗放疗等多种疗法一起，构成病人的综合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