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电影
TH:你的合作伙伴好像经常是一拨人啊？
贾:主要工作人员就没换过，从拍第一部电影到现在。我比较崇尚这种，有点儿像意大利的家庭。干这行有时候挺孤单的，每个人都孤单，可能跟我做电影的状态有关吧，因为不能公演，大家都挺郁闷的。就像写一篇文章，一篇报道，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假想的倾诉对象。有人写诗他会写献给谁谁，那个人就是他的假想对象。电影呢，你假想倾诉的人群就更多了。我拍电影，可能是给县城里这样生活的观众看的，或者拍给中国人看的，但同时又放不了。慢慢地你失去了倾诉的对象，心里挺空虚的，状态不好。
TH:那会不会影响到你的一些生活状态呢，如情绪和性格?
贾:有改变，我觉得性子变得慢了。以前毛躁，挺急的。因为在现实里很多事情急不得，所以现在比以前慢了很多，包括做事情的方法。以前可能也是年龄小吧，觉得做事情达到一个目标只有一个方法一条路，那条路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可能会强行通过，不惜伤害一些人和自己。但现在明白结果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中要享受生活，享受过程里的快乐，所以这个改变挺大的。
因陋就简的幸福生活
TH:你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因陋就简的幸福生活”，你认为你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
贾:如果从生活角色来说，我觉得我是挺幸运的。我26岁开始拍第一部长片，生活衣食无忧，拍电影也无忧，想拍什么就拍什么，今天想拍，一个月之后就能找到钱，我觉得这是非常幸福的事。“因陋就简的幸福生活”是我看到的一种生活方式，挺让我感动的。比如说自己来创造生活里的乐趣，可能生活的物质条件很差，但可能有很多快乐的东西，大部分中国人都是这样生活的。
TH:在生活中，你觉得自己是很情绪化的人吗?
贾:现在好多了，以前是。
我挺怕寂寞的
TH:在你现在的生活中，比较大的乐趣是什么?
贾:比较大的乐趣还是拍电影，除了这个之外就是旅行，到处跑，也经常出国，更喜欢去偏远的地方，特别喜欢去陕北。
TH:为什么喜欢陕北呢?
贾:也说不来，就是喜欢。因为那些观光的地方，跟自己没关系。我一个人经常坐长途车去陕北、渝林、嘉州，一路上能想很多事情，思维比较兴奋。因为我觉得现在不像以前，比如我们学习的时候，刚开始，你有独处的机会，你跟自己有交流。现在太忙了，每天都在见人，就像水老是沸腾似的，静不下来，但如果一个人安排一下时间去旅行，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会检讨一下自己的工作，还会有一些新的发现，旅途中总是有一些新的东西。
TH:你喜欢那种孤独感吗?
贾:我只能说我需要，但我不喜欢。比如我学画画的时候，那时候除了收音机，没有人跟你说话，那夜晚是十分漫长的。但现在不一样，现在好像时间压缩了，晚上十点十一点都有事情，过得很快。那个时候在山西非常寂静，晚上八九点钟街上就没人了，你要精力充沛，那么早睡不了，就看书、画画、听收音机。学画的时候，每天晚上自己做饭，特别是冬天的时候，五六点钟天就黑了，然后就开始自己一个人点个煤油炉在屋里下挂面煮白菜。收音机的声音给我的记忆总是伴着煤油炉的味道，那个夜晚在那个阶段里面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挺怕寂寞的。
TH:你个人比较喜欢什么样的文字呢?
贾:还是比较朴素的文字。其实很多朴素的文字里面有很好的节奏感和语言状态，我特别喜欢沈从文的文字，他的文字给我一种感觉，不像我们做导演分镜一样，他的句式包含了他的美学，他的态度，他的美学上的兴趣，非常高级的东西。
TH:你现在内心中对爱情的态度是一直不变的吗?
贾:我觉得在变。对爱情看得更客观了吧。那种非常美好的浪漫的东西慢慢觉得不是生活的本质，两个人的感情需要很长时间的考验，在这个过程里面维持这种感情的可能是很理性的东西，我觉得宽容挺重要的，是感情能够长久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谓相濡以沫，就是互相都体谅对方，庸常的日子里面，你维持感情就靠这些东西。我也老说，我觉得爱情最后一定要变成一种亲情，要不然肯定会很短暂的，好像有了血缘关系一样。其实也是有了血缘关系，为什么说有了小孩之后家庭结构就相对稳固很多，因为他真的有一种血缘的联系，这是挺有意思的。我现在还没小孩，但我挺想有小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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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编辑：陈定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