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医疗保障体系难保证大病患者治疗费；国家正通过试点、政策调整解决大病难治问题
2012年4月13日，河北农民郑艳良锯下自己右腿那一刻，并没想过这样做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只是觉得自己活得不像个人。
双腿动脉不明原因大面积栓塞，让他失去行走能力，双腿溃烂、露骨，伤口间长出蛆虫。
去过北京、保定多家医院的他，得到的答复是要么治不了，要么需要30万乃至上百万元的治疗费。没钱的他决定回家等死。
虽然交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的参合款，但根据政策去年他的报销上限是7万元，额外的钱他“后半辈子也还不完。”
他的举动引来全国媒体关注，虽失双腿，但他不用等死了，各界捐款、政府协助，成了他新的依靠。
而就在郑艳良所在的村子，很多村民同样因病返贫、大病难医，他们，又要去哪里寻找依靠？
郑艳良用一根钢锯和一把水果刀把自己右腿锯掉后的一天，保定一家医院的医生问他所在村子的村医郑克新，“你们村那个郑艳良啥时候没的？”
郑克新说，郑艳良这会儿正在村里跟人侃大山，他活了。
打听郑艳良的是他最后求救过的医院。去年正月初八，该院医生断言，他活不过5到10天。
这不是郑艳良听到的第一个“死亡宣判”。事实上，在他自锯右腿前，保定、北京多家医院对他的诊断结论，要么是没法治，要么是需要30万乃至上百万的医疗费，做手术会有生命危险。而不治疗，他最多只能再活两三个月。
河北省2012年参加新农合的农民，每人年度内累计报销上限为7万元。30万，是郑艳良能报销医疗费的4倍多。
没钱的郑艳良决定回家等死。之后他锯掉了腐烂的右腿，只为引痛成一快。
然而郑艳良却活了。如今，他正躺在医院，接待一拨又一拨的来访者。
救命稻草
郑艳良怕自己的事降温。降温对他意味着，像他锯掉腿之前，只能躺在床上等死。
郑艳良坐在病床上，对着录音笔和摄像机，一遍遍地诉说遭遇。
去年他得了病，医院要么说没法治，要么说要花百十来万，新农合报不了那么多钱，他回家等死，后来把自个儿的腿锯了，反而一天比一天精神。
等待死亡的18个月，断腿处原本稀烂的皮肉居然开始包裹断骨，他才又燃起活下去的希望，他打电话给媒体，想要人给他捐个假肢。没想到全国都知道了他的事。
他曾在北京打过工，锯腿事件引来媒体报道后，几个十多年都不曾联系过的朋友坐着高铁专程来看他，落泪道：“你咋把自个儿的腿锯了？”
郑艳良觉得酸楚，又不知道该说啥，“这不都是被逼的？”
从10月9日起，他平均每天接受采访和接电话的时间，差不多10个小时。
面对摄像机时，他黑瘦的脸上表情丰富，有时会扬着脸，“谁不信你让他来看看？”
大多数时候，他脸上挂着笑容。有记者推开房门，他总会坐起来；有人打电话要给他捐款，他会先说“你好，谢谢你关心我”。声调很轻。
也有发怒时。记者去郑艳良所在的村子，打听像他一样得了大病村民的状况，他打电话质问，“我告诉你，你只能管我的事，不要管他们的事。”
挂断电话，他还通知了地方官员，于是，有人开着车满村找记者。
过了一会，他又让家人给记者打电话，为刚才的发怒道歉，“有政府的人在旁边看着，我才这么说。”
若没有地方官员在病房守着，他会对媒体说，“感谢你们记者，也感谢社会，你们帮了我。但我不感谢政府和医院，是媒体报道我了，政府才让医院给我免费治病，再说医院治好了我，他们也出名了。”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周多，病房内外都闹哄哄的，摄像机的支架差点绊翻了端着输液盘的护士，护士嗔怒，请媒体先出去。医生也劝他赶紧平复一下亢奋的情绪，尽早手术。
点头答应的下一秒，他撩开被子，取下仅剩15厘米的右腿上罩着的纱布，露出皮肉未能包裹住的一截青森森的腿骨，给摄像机留足时间来个特写。
他怕自己的事降温。
降温对他意味着，像他锯掉腿之前，只能躺在床上等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