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全区从业人员更为公平有效的基本医疗保险，我相信这必然是今后城市医保发展的一个重大趋势。为何全国有那么多人要上北京看病？在相差近百倍的北京医疗资源供求矛盾中，从技术层面上看，号贩子倒号卖号的问题有没有解决的可能性？
刘国恩
国务院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试点评估专家组成员、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专家委员会委员、卫生部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长期实行行政配置卫生资源必然导致的结果
记者：据北京市卫生局长方来英提供的数据，北京每年能提供的专家号是170多万，需求量则在1.2亿，这反映了“北京市民生病都往大医院挤，全国人民生病都往北京挤”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
刘国恩：170多万对1.2亿，我们可以看到供需相差将近100倍，这反映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总量供应不足，专家优质资源稀缺，有1亿左右的需求满足不了；另一个问题是优质资源过度集中在北京，也就是医疗资源的配置结构不合理。
这二者共同决定了这样一个几乎必然的结果。
这种配置结构不合理，我认为从根源上来说，是过去长期实行行政配置卫生资源必然导致的结果。在计划经济时期，行政配置资源自上而下，其结果自然是先中央，后地方；先高端，后低端；先城市，后农村。这种行政安排的供应性结构，最终导致了不合理的需求结构，需求受扭曲的供应结构的制约而变化。
老百姓不管大病小病往大医院跑，往大城市跑，这种行为表面上看起来没有合理性，但现实的情况是，人们在社区难以获得优质的医疗服务，社区和乡下极度缺乏优质的医疗资源，包括资金、技术、人才、信誉品牌，这些都高度集中在城市的大医院，下沉得很少。
如果我们的优质医疗资源，能有畅通的机制流到北京以外的地方城市，从城市又能流通到社区和农村，那么资源集中度的下降，市场供应结构的下沉倾斜，自然会导致老百姓医疗服务需求的逐渐下沉，促进医疗结构的逐步优化和良性发展。
记者：为什么医疗资源下沉不到地方和农村？
刘国恩：制度层面的问题是最主要的。我举个例子，为什么人才资源不能下沉？迄今为止，我国的医生还是一个“事业单位人”，是干部式管理，不是自由从业者，所以从开始执业的那一天，医生就只能在一个机构执业。
也就是说，一个在三甲医院工作的医生，如果要到社区去从业，他必须先放弃现有的好工作，谁会这么做呢？人为造成的制度成本如此之高，这是导致大量的中国优质医疗资源，高度集中在大城市和大医院的最根本原因，制度使然。
可喜的是，4月6日出台的新医改方案有一大亮点，就是允许有资质的医生在中国可以多点执业，这说明大家对此问题有了共识，并且正在采取越来越务实和科学的措施进行改革。如果地方政府能出台医生多点执业相配套的政策，我认为“看病难”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缓解，现在像河南许昌、昆明等地已经开始相关的试点。
总之，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看病难的资源约束问题，资源配置手段必须要从行政计划为主逐渐转型到市场开放为主，城市和农村之间、大医院和社区医院之间，差距才可能逐渐缩小。我想像不到还有什么手段,能够比市场开放、公平竞争更加有效地促进我们医疗体制的改革和发展了。号贩子为走投无路的患者提供了“市场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