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医院是大学毒瘤没钱没人监管 学生宁可去黑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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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广东一名21岁大学生何伟锋猝死在了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天河学院。据报道,何伟锋死前曾被送往该校校医院,却经历了校医诊断失误,氧气罐无氧气,拨打120延迟等一系列失误。大学里的校医院,长期处境尴尬备受质疑,甚至因医疗事故频出有着“小西天”的恶名。

  医不了病的医院

  医护人员医疗水平普遍不高,河北省78所高校医疗机构中专科共占67.5%

  除了一些开设有医学专业的高校外,多数高校的校医院医疗水平普遍不高。中国青年报记者曾对江苏多所高校进行调查发现,即便是一些很基本的医疗体检,有的校医院医护人员都做不好。一份河北省高校医疗机构现状的调查显示,在河北省78所高校医疗机构中,具有专科和中专学历的医护人员分别占37.8%和29.7%,合计占67.5%;而年龄在50~60岁的中老年医护人员比例也高达25.7%。

  目前,众多的高校医院日常接诊范围仅局限于感冒、发烧、腹泻以及轻微的外伤和跌打损伤等常见病的治疗。对于一般的疾病,医生开药基本都一样,感冒无非就是板蓝根、银翘片,发炎则是开头孢、小柴胡。在校医院就诊,很多学生教师更多的是直接拿药,对病情稍有疑问就被建议去大医院救治。“看病治疗无须望闻问切,三包良药管尽春夏秋冬”这句广为流传的打油诗正是目前高校医疗的最佳写照。

  校医院内设备落后,“除了药什么都没有”

  除了医护人员的水平让人放不下心,校医院内的设备也大多十分寒酸。在刚刚发生猝死案的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天河学院内,医疗室被隔成数间房,每个房子只有一张床,没有氧气罐。在广州大学城建学院,校医室面积约占一个小教室,设备只有基本的诊疗器和两张枕垫床,全部的药品设备还有四排针对感冒发烧和肠胃问题的药品。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医生在谈到该校校医院设备时,甚至说“我们这里除了药,其他什么都没有!”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高校校医院大多是在建校之初就随之建成,但在高校大幅度扩招的同时,相应的校医院建设却并没有跟上。

  无条件医治还不能转院,有学生病了不去校医院宁可选择“黑诊所”

  由于学校顾虑医疗费支出,不得不在用药标准、同意转院上动心思,千方百计少开药、少转院,所以很容易出现误诊、漏诊等情况。清华大学校医院的转院制度规定:“转院一律先办理转诊手续;本院无条件治疗、检查而必须转院的,由负责治疗的医师提出转院建议,经科主任或指定的副主任医师会诊后,方能转往合同医院(北医三院);转非合同医院需先由校医院转诊至合同医院(北医三院),由其开具转诊证明后,再经校医院相关科室医生开转院申请单,报主管院长审批。这样如果没有校医院的转院单,去其他医院检查,学生要自己承担费用。”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孙东东认为,我国高校医院服务的人群很有局限性,在硬件、软件、经费、人才等诸多方面都处于尴尬境地。早在2001年11月,清华大学的一个学生社团就做过一个问卷调查,题为“同学眼中的校医院”。在去过校医院的276人中,对校医院不满意者达到160人,占到了总数的57.97%,对校医院医务人员医术水平的评价也普遍较低,认为不太好和很差的加起来占到了51.81%。《信息时报》也曾做过一份调查显示,四成大学生有病不愿去校医院治。很多学生生了病,宁可选择“黑诊所”。今年9月份,兰州高校周边一些曾被多次取缔的黑诊所又开始接诊营业。如果没有足够的客流和丰厚的利润,也不会有人冒刑拘风险开黑诊所。

  校医院没钱没人监管

  校医院是计划经济时代“大家长式”包办教育遗留,国家曾把大学生当干部实行公费医疗

  高校校医院,多是其所属学校在建校初期根据当时学校现状而设置的,由于政府包办高等教育,大学校园除了教学和科研,还负责全校师生的吃住医疗,采取了大家长式,带有鲜明计划经济印记的管理方式。随着高校办学体制的改革,高校后勤服务的社会化,许多高校相继建立了后勤集团,高校医院作为后勤的一个组成部分,目前尚未脱离其原有“事业性”特征,基本上还沿袭着原有计划经济的运行模式。作为非营利性机构,校医院的创收形式少,无论是投资建设、人员工资还是设备资金基本都是由学校内部承担。

  在过去,国家把大学生当干部培养,大学生的医保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采取的也是公费医疗保障制度:政府承担80%,是直接划拨给学校的,剩下的20%,由学校和学生负担,学校视自身经济情况决定全额报销或部分报销。在这样的制度下,学生去校医院看病,一般只是开些常用药,品种少的可怜,校医院向学生收取一般为5%-20%的医药费。相对复杂的病症可以转院,但转院要经校医院同意。这种制度直接导致了高校“低标准,全包式”的医保弊端。

  除了每年开学毕业的体检,校医院的业务主要集中在感冒发烧等一般门诊。

  公费医疗体系实为透支性医疗,南大每年自掏腰包支出近千万元

  在大学生纳入医保体系之前,校医院每年医药费用超支现象都非常严重。南大校医院院长曾说,“公费医疗号称高校头上的‘三座大山’之一。除去国家的医疗拨款,学校每年都要支出800万至1000万(包括教职员工的公费医疗支出)。而这么大一个学校,国家财政每年给学校的运转经费才6000万。”以国际关系学院为例,2010年该校支出医疗费是5684341.98元,收入医疗拨款3518383.98元,医药费超支2165958元,达61.3%之多。

  校医院不属公立医院不受卫生部门监督,没有归口管理,“只要不违规卫生局无权干涉”

  目前,国家相关部门尚没有出台一套高校医院法规或规章制度,比如多大的高校要有多大的医院、医护人员的比例、科室的设立如何更加科学化、医院应该具备哪些软硬件设施等等问题,导致校医院在设立和管理上无章可循。而由于校医院不同于公立医院,卫生部门在监管上也是缺乏话语权。去年南京市连续发生校医院重大医疗事故,南京市卫生局医政处处长许民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说:“医生不会基本的急救措施显然说不过去,只要是医学专业毕业学生都应该会。但校医院与公立医院不同,只要不违规,卫生局无权干涉。”因不直接隶属卫生行政部门,校医院的业务也缺乏应有的组织和指导,医务人员的专业学习与进修主要在于个人的自觉性,没有归口管理。只要没有太大的医疗事故问责,基本上可以获得稳定的工作及升迁,医疗活动的质量和数量与薪资待遇联系也不大。

  校医院人事经费由高校统一支配,缺乏竞争、旱涝保收逐渐成为校方亲属理想安置地

  长期以来,高校医院由高校统管,依附高校而存在,仅仅履行师生医疗卫生保健等职能,完成其固有的医疗保健任务就行。校医院的人事和经费,都由高校统一支配,医院没有引进人才的主动权。作为事业单位的附属机构,校医院缺乏竞争、旱涝保收。与此同时,诊疗项目的有限,也使得校医院卸掉了卷入医疗纠纷的风险。因此,校医院成了校内教职人员家属的理想工作地。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在很多学校,校医院属于边缘部门,是学校裙带关系较严重的地方,成了校方安置亲属的风水宝地。校医多是校领导、博导、教授的家属、亲戚,医护人员技术水平低,服务态度差,师生们都是敢怒不敢言。

(责任编辑:陈韶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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